人文會通，薪火相傳——寫于河南大學110周年校慶之際 http://reabo.cn　 2022年9月23日　 來源：河南大學 　　時代恰似滾滾向前的大河，挾裹歷史的洪流，朝向未來而去�；仨�一瞥，大河之畔的河南大學，已是一百一十年風華。 　　1912年的9月，見證著千年科舉制度的終結，親歷著中國新式教育的開啟，在古都開封、河南貢院，一所新式學校破土而出，于舊址立新校，興新學求富強，它就是河南大學的前身——河南留學歐美預備學校。1912年，既是新舊歷史的轉折點，也是新舊思想的交匯處。留學歐美預備學校，既是中國教育因時而變的標桿，也是融入世界的起點。她植根中原沃土，融通南北學術，裁規(guī)創(chuàng)制、革故鼎新，歷百年風雨，成就兼容并蓄、融會貫通之學風。 　　“生生而不已，化化而無窮。故如薪火之傳，不知其盡也�！痹诤哟�校慶日（9月25日）來臨之際，讓我們“顧后”以“瞻前”，“溯源”以“追本”，回眸一百一十年來“薪盡火傳，不知其盡”的河大人文傳統。 　　河大學人學風，源自生生不息的中國士人優(yōu)良傳統。從古代社會的“士人”到現代社會的知識分子，河大學人完美承繼了前者的精神氣質。興起斯文、擔當天下，舉德問學、一以貫之。這群被視為“百無一用”的書生，這群“身無半畝，心憂天下”的學究們，每每在民族存續(xù)的關鍵時刻，將自己與國家命運、民族前途緊緊相連。包容開放的學術精神與執(zhí)拗保守的家國情懷，合而為一，代代賡續(xù)。一百一十年前的中國，恰逢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兩千余年的帝制被推翻，一千余年的科舉制度被終結。在內憂外患、國弊民窮之際，第一任校長林伯襄先生提出“以教育致國家于富強，以科學開發(fā)民智”的理念，自建校之初便將興教強國與開啟民智融為一體。在此之后的一代代河大學人，以匹夫擔大任的魂魄，義不容辭地將傳承中華文化的重任壓在自己肩上。 　　1918年6月，兩位深受新文化運動浸潤的青年人，從北京大學哲學系畢業(yè)后便一同返豫，參與到籌辦“河南的《新青年》”——《心聲》雜志的工作中�！缎穆暋冯s志之宗旨：第一為破舊：“打破社會上、教育上之老套，驚醒其迷夢”；第二為立新：“輸入外界之思潮，發(fā)表良心上之主張”；第三為民族尋路：“指示以前途之大路，而促其進步”�！缎穆暋酚^點新銳，字字鏗鏘，激發(fā)了青年學子靈魂深處的精神力量。這兩位青年人，一位是曾擔任河南大學文科主任的著名哲學家馮友蘭先生，另一位則是先后出任河南大學文史學系教授、系主任、文學院院長、校長的嵇文甫先生。 　　《心聲》有許多重要撰稿人，其中一位是書生徐旭生先生，他在五四洪流中曾被推為教師代表登臺演說，力爭國權。這位在燭光下閱讀典籍，在無人戈壁灘上考察古代遺址，以自己的靈魂丈量民族土地的深沉與厚重，用自己艱難的行走大寫了求知與愛國的統一。 　　為師者傳，為徒者承，師徒相授，薪火乃相傳。1931年，震驚中外的“九一八事變”爆發(fā)，在隆隆的槍炮聲中，中國第一份抗日宣言——《為日本帝國主義武裝占領滿洲宣言》發(fā)布，這是中華民族抗戰(zhàn)史上向法西斯發(fā)出的第一個宣戰(zhàn)書，而宣言的執(zhí)筆者，就是河大學子趙毅敏。 　　以筆為劍，以墨為鋒，以字為刃，是國難面前河南大學學者的“義”與“器”。1937年9月，素有“新史學宗師”之譽的范文瀾先生，與嵇文甫、姚雪垠等創(chuàng)辦以“抗日”為宗旨的《風雨》周刊。與此同時，一位河南大學經濟系學生北渡黃河，奔赴抗日前線，在河北束鹿前線寫下《寄語故園》一詩：“四年執(zhí)筆復從戎，不為虛名不為功。獨念萬眾梯航苦，與看九州坦蕩同�！彼�就是后來的著名學者鄧拓先生。年僅25歲的河大學生鄧拓曾在寫給好友的信中說：“目前國難當頭，我們應該做一件扛鼎的工作，不是在戰(zhàn)場上和敵人進行生死搏斗，就應該在學術上有所貢獻，寫一二種大部頭的學術著作，發(fā)揚祖國的文化�！边@，正是對學術亦救國理念的生動闡釋。 　　當日寇的鐵蹄踐踏著華北，豫北豫東相繼淪陷后，河南大學千余名師生被迫顛沛流離，輾轉遷徙，流亡辦學。1939年學校遷至嵩縣、潭頭鎮(zhèn)。在潭頭，由嵇文甫教授作詞，陳梓北教授作曲，寫出一首充滿愛國激情的《河南大學校歌》：“多難興邦，國仇莫忘！”面對黃河兩岸的滿目瘡痍，河大學子作曲家馬可觸景生情創(chuàng)作歌曲《守黃河》，成為吹響河大學人愛國救亡的號角。時任河大圖書館館長的李燕亭先生用木箱疊架起來當書架，因陋就簡堅持開展借閱工作。著名文學史家任訪秋那部具有開創(chuàng)意義的學術專著《中國現代文學史》就是在硝煙彌漫中完成。 　　馮友蘭在《新原人》的《自序》中說：“‘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此哲學家所應自期許者也。況我國家民族，值貞元之會，當絕續(xù)之交，通天人之際，達古今之變，明內圣外王之道者，豈可不盡所欲言，以為我國家致太平，我億兆安心立命之用乎？雖不能至，心向往之。非曰能之，愿學焉。”作為一個哲學家，馮友蘭所能做的就是創(chuàng)立一個具有民族特色的理論體系，為全民族的一致抗戰(zhàn)貢獻精神力量。 　　二、河大文科的鼎盛時期 　　建校初期，中外名校的一批中國學科開拓者與奠基人云集河大，使河大人文學科一時呈現出人才薈萃的局面。北大學派、清華國學研究院以及經世學派的融會貫通，逐漸形成了河南大學文科自成一系的中西貫通、古今貫通的人文學術傳統。 　　1923年馮友蘭獲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學成歸國，首選中州大學，擔任文科主任（即文學院長）兼哲學系主任、校評議會成員和圖書館委員會委員，是河南大學哲學系的創(chuàng)始人之一。他提出“三合一”的辦學構想，認為像樣的大學應該有像樣的本科、研究部和編輯部。在他的主持下，文史、哲學和英文三個系科得到很快發(fā)展。此時的河南大學延攬學術名家，先后引進郭紹虞、董作賓、李燕亭等人任教河南大學。郭紹虞是中國批評史學科發(fā)展的奠基人之一，董作賓是我國現代甲骨學與考古學的奠基人之一，李燕亭則是中國圖書館事業(yè)的開創(chuàng)者及奠基人之一。這些學貫中西，融通古今的學術大家，以守正創(chuàng)新引領河大，乃至中國學術的前沿。 　　殷墟的發(fā)現，被譽為中國新史學的開端，“中原文化殷創(chuàng)始，觀此勝于讀古書”。1928年，改寫中國文明史的安陽殷墟第一次發(fā)掘，就是由董作賓與恩師張嘉謀揮出了第一鍬。同時，董作賓作為殷墟科學發(fā)掘的組織者和實踐者，推薦河大學子四次參與殷墟考古發(fā)掘，為中國考古事業(yè)輸送了大量人才。 　　同期，李大釗先生的同學、好友李燕亭自北大畢業(yè)后，赴美留學，歸國后應馮友蘭力邀就任河大圖書館主任兼理學院化學教授。他引用普林斯頓大學校長吉爾曼的論述，“大學圖書館就是大學的心臟，若心臟微弱，各部都要受累，若心臟強壯，各部都能興奮”，強調圖書館建設在學校建設中的中堅地位。他執(zhí)掌河南大學圖書館二十余年，奠定了圖書館總分館管理模式。他與楊昭愆合譯美國人弗得爾著《圖書館員的訓練》，將當時先進的辦館理念帶到國內。1945年10月，時為中英科學合作館館長的李約瑟博士，訪問河南大學圖書館，對館藏全套《道藏》倍感興奮，并稱贊河大圖書館藏書之豐富。 　　此時，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的一眾新秀翹楚也集中任教河南大學，如劉盼遂、羅根澤、劉節(jié)、姜亮夫、高亨、朱芳圃等均為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畢業(yè)生。一生淡泊質樸，癡于藏書，有“活字典”之稱的劉盼遂先生在任河大教授期間，兼任了河南通志館編纂，參與編寫《長葛縣志》《太康縣志》《汲縣志》等方志。劉先生一個“樸”字，做人樸厚、樸直，樸實無華、淡泊名利，做學問淳樸、樸質，實事求是、博大深邃。經劉盼遂先生介紹，羅根澤也赴河大任教。羅先生在河大講授“諸子概論”“中國文學史”課程，并完成了《中國文學批評史》《樂府文學史》《中國古典文學論集》等論著。 　　在劉、羅兩位之后，又有一批清華新秀先后入職河大，擁有“史家風骨士子魂”的劉節(jié)先生就是其中的代表。劉節(jié)主張求真、自信，堅持“考據學是求真之學”，與同人爭論學術；又充滿士人風范，以禮待人，“視友事若己事，藹然似長者”。1931年夏，經由劉節(jié)介紹，朱芳圃執(zhí)教河南大學文學院。朱芳圃先生“情志淡如僧，惟資一燈青”，一生以古文字、古史研究為使命。目光睿智，氣度清冷的他對待學生卻親切和藹，先后為河大學生開設了文字學、訓詁學課程，并參與殷墟考古挖掘，撰著《甲骨學文字編》《甲骨學商史編》，率先提出了“甲骨學”這一學術概念。他開設的甲骨學課程，內容新穎，旁征博引，對石璋如、尹達等產生了重要影響。殷墟從第四次發(fā)掘時，有許多河南大學的學生參與進來，尹達作為其中一員，通過大量的考古實踐和不斷的學習，首次糾正了瑞典人安特生對中國新石器時代分期的錯誤，被考古界譽為“結合考古實物資料運用馬克思主義來研究中國古代史的第一人”。中國考古學泰斗的石璋如，被譽為殷墟發(fā)掘的“活檔案”，同李濟、胡厚宣等人并稱“考古十兄弟”。高亨先生畢生致力于“三書”，孜孜不倦，常兀兀以窮年，執(zhí)教河南大學后，對學術精耕細作，治學實事求是，不妄空談，在河大期間著有《莊子今箋》《墨子新箋》《古今通假會典》等。姜亮夫較高亨晚一年任教河大，他宏遠的研究視野，廣闊的研究范圍，被李學勤先生贊譽為“寬無涯涘”。 　　馮友蘭之后的文學院，又有李廉方、蕭一山、張邃青、嵇文甫等擔任院長。李廉方積極改革大學教學制度，在文科各系試行“大學研究室實施計劃”，支持學生社團組織并出版會刊，先后開設了現代教育、課程論、教學法、實驗學校設計等課程。這一時期文學院教授名師云集、實力雄厚。 　　1935年至1938年，在蕭一山出任文學院院長后，國文系與歷史學系合并為文史學系，開古今貫通的研學之徑。此間他創(chuàng)辦《經世半月刊》，提倡“經世致用”之學，進行文史融合的探索，并積極宣傳抗戰(zhàn)，抨擊賣國求榮。1936年經他提議，延聘范文瀾為文學院教授，并委托他主編《經世半月刊》。蕭一山在文章里經常談到“經世”的問題。在他看來，史學研究不只是名物訓詁考釋，更重要的是要通過對歷史的研究，總結出一套“明道救世”的理論體系。他的工作是河南大學人文語義學研究的濫觴。在其后，愛書成癖的張邃青教授兼任河南大學文史系主任，1943年兼任文學院院長。他工資除維持儉樸生活外都用來購買圖書。家中有3間書屋，藏書萬卷。鑒于他在國內學術界的影響，日本學者橋川時雄將他編入《中國文化界人物總鑒》。張邃青在河南大學度過了半個世紀的學術生涯，擔任過河大文史系主任、文學院院長、圖書館館長等職。20世紀30年代初，他先后開設中州文化史、河南史地研究等課程，開中原地方政治、經濟、文化、社會、民族、宗教、民俗等研究之先河。 　　此時的河大學人兼具南北、融通文史。考據和義理同在，思想和學術齊飛。既有立足本土的家國情懷，又有放眼世界的開放胸懷；既有研究視域的廣度——文史哲分科的打通，又有研究時段的長度——文史哲的長時段的貫通。北大學派、清華國學研究院、經世學派兼容并蓄，各有所長，堪稱河大文科的鼎盛時期。 　　三、代代賡續(xù)的人文學統 　　新中國成立以后，河南大學經歷了學科拆分、院系拆分，但文史學科未有根本調整，是少有的保持至今的院系。在以馮友蘭、李廉方、蕭一山、張邃青、嵇文甫等為代表第一代學術傳統的滋養(yǎng)下，第二代學者錢天起、李嘉言等，第三代學者任訪秋、劉思謙、劉增杰等，代代賡續(xù)著文史兼治、古今不隔、學術報國的人文傳統。 　　1959年10月13日，河南大學（當時的開封師范學院）中文系56、57、58、59四個年級共1240多名學生，在三門峽水利樞紐建設工地參加社會勞動實踐。恰好周恩來總理視察工地，他端詳著一位中年教師胸前的紅�；�，邊握手邊問：“你是開封師范學院的？你做什么工作？”“我是系主任，是帶學生來鍛煉的�！边@位既能參加勞動，又能專注學問的教授就是當時的系主任錢天起（式芬），他一生從事語言學、文字學等領域研究。錢先生曾與語言學家劉復（半農）先生討論《何典》里方言的問題，得到后者的稱贊。 　　其時，河大的辦公樓里，常見一位一手拿著書，一手端個茶碗的先生，他就是“手不釋卷”的李嘉言教授。他師從國學大師劉盼遂、陳寅恪、楊樹達諸先生，畢業(yè)后，留任聞一多先生的助教，后又隨聞一多、朱自清等在西南聯大從事教學與研究，深得一多先生倚重，1951年11月被聘為河南大學教授兼國文系主任。60年代初，先生接受中華書局委托，同本校高文教授等組織“全唐詩校訂組”，制定出《整理全唐詩工作規(guī)劃》，開始了對《全唐詩》的全面整理研究工作，到1964年已編出《全唐詩首句索引》《全唐詩重出作品綜合索引》，使《全唐詩》的考訂工作取得了重大突破。 　　趙紀彬教授60年代初將以前的論文、散文整理編輯成《困知錄》上、下兩冊，1963年由中華書局出版，并發(fā)表了《仁禮解放》《“物”字論證》等學術論文，在學術界引起廣泛關注。其專著《〈論語〉新探》毛澤東主席閱后給予很高的評價。 　　第三代學者中，最有代表性的學者是任訪秋先生。1940年，任訪秋應恩師嵇文甫邀請，任教河南大學文學院，從此，在河南大學扎下了根，辛勤耕耘一甲子，歷任講師、副教授、教授、中文系主任。在河南大學60年期間，任先生的學術生涯有兩次黃金發(fā)展期。在豫西抗戰(zhàn)的炮火硝煙中，任訪秋先生秉承“文化救國”“學術救國”的治學理念，在頗不寧靜的書桌旁篤求寧靜，他不僅與同事一起延續(xù)河南大學中國近現當代文學學科融會貫通的學術傳統，而且孜孜矻矻、克堅排難，開拓出河南大學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的一片新天地。新中國成立后，結束流亡辦學的河南大學迎來了新的輝煌，這一時期，任先生沉潛古典文學和現代文學研究領域，文史兼治，古今不隔，先后完成《中國古典文學研究論集》《中國現代文學史論稿》等知名著作。改革開放后，是任先生治學的第二個黃金期，在此期間，任先生出版《中國新文學淵源》《魯迅散論》《袁中郎研究》等著作，《中國近代文學史》更是填補了我國近代文學研究著述的空白。 　　此時的學者大多文史兼治。胡思庸教授1946年考入國立河南大學農學院園藝系，后因酷愛文史轉到文學院歷史系就讀。他才華橫溢，深受著名史學家、哲學家和教育家嵇文甫先生賞識，遂留校任教，擔任嵇先生學術助手，協助創(chuàng)辦新中國第一個史學刊物《新史學通訊》（今《史學月刊》前身）。后又曾擔任著名馬克思主義哲學家趙紀彬先生學術助手。胡思庸先生學術造詣深厚，治史嚴謹縝密，態(tài)度謙虛謹慎。他常談的有兩句話，一是“文不虛發(fā)”，研究要有真知灼見；另一句話是“有所不為”，意思是有所不為方能有所為，要盡量摒棄對名利地位的追逐，才能在學術上有所成就。 　　《新史學通訊》的早期撰稿人郭人民先生，于1945年考入河南大學史地系，1949年畢業(yè)留校任教。1951年嵇文甫先生創(chuàng)辦《新史學通訊》，當時干戈甫定，創(chuàng)業(yè)艱難，每篇論文，稿酬僅為兩盒香煙。自1951年至1957年間，郭人民先生先后為《新史學通訊》撰寫近三十篇論文。除此以外，郭先生在文獻古籍整理方面貢獻顯著，為《戰(zhàn)國策》作注、系年，為后世學者研究起了重要的導航作用。郭人民先生還主持編寫了《中國歷史要籍介紹及選讀》《中國史學家傳》《中國古代文學家傳》《簡明宋史》等圖書。郭先生曾說：“河大歷史系有優(yōu)良的傳統，決不能從我們這里斷線，我們一定要培養(yǎng)出學生來繼承歷史系的事業(yè)�！本驮诓」实那耙惶焱砩�，郭先生還給歷史系的教師、研究生上課，講解《先秦哲學史資料選輯》，辛勤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還有學識廣博、譽滿中外的高文先生。他早年從事漢碑研究。漢代碑刻是我國史學、經學、文學、文字學及書學研究中的重點和難點，而高先生在《斯文》雜志上連續(xù)發(fā)表數十篇注釋漢碑的文章，并著有《漢碑集釋》。后組織“全唐詩校訂組”，主編的《全唐詩簡編》《唐文選》更是唐代文苑中并蒂盛開的兩朵奇葩。 　　李白鳳先生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擁有不容忽視的地位，早年致力于新詩和小說創(chuàng)作，經常和臧克家等一起參加各大學的詩歌朗誦會。定居開封后，則逐漸轉向古文字、金石研究，遍臨《毛公鼎》《大盂鼎》《散氏盤》《虢季子白盤》等大器，《令簋》《召卣》等小器亦無不涉獵，在書法、篆刻藝術上不斷精進，為中國書法的延續(xù)和復興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自1978年起，河南大學文科專業(yè)的教材建設取得了顯著成績。由中文系寫作教研室發(fā)起，全國十院校合作編寫的《文章學概論》以一般文章（記敘文、議論文、說明文、應用文）為研究對象，建立了新的學科體系。歷史系朱紹侯教授主編的《中國古代史》，外語系劉炳善教授主編的《英國文學簡史》，地理系全石琳副教授主編的《綜合自然地理》，教育系凌培炎教授主編的《心理學講義》，政教系馬佩教授主編的《辯證邏輯綱要》和《普通邏輯》，吳祖謀教授主編的《法學概論》，出版后均被教育部審定為大學通用教材。這些教材均一版再版，如《中國古代史》《普通邏輯》《法學概論》等發(fā)行量已逾百萬冊。 　　四、文史兼治、古今不隔的學術理念 　　“嵩岳蒼蒼，河水泱泱，中原文化悠且長。”110年來，扎根人文沃土，萃聚專家之學，河大學人始終自覺肩負著光大學術、弘揚文化的歷史責任。馮友蘭、范文瀾、嵇文甫、蒙文通、郭紹虞、馬非百、董作賓、蕭一山、姚從吾、朱芳圃、孫作云、胡思庸等一大批中國人文社會科學的開拓者與奠基人在此躬身執(zhí)教，培養(yǎng)出韓儒林、白壽彝、尹達、石璋如等享譽中外的學者。河南大學悠久的歷史底蘊，貫通中西、融匯文史的治學理念與研究方法，奠定了河南大學百年的優(yōu)良學術傳統。 　　回顧近代以來，在以西方為參照的“科學”布局下，中國學科體系有了從“經學”到“科學”的嬗變。近代以來推行學制改革，強調“分科立學”，特別是20世紀初的學制改革，正式把中國原有的以經、史、子、集為代表的“四部之學”，轉向包括理、工、農、醫(yī)、文、法、商在內的“七科之學”。之后，學科門類一直處于變動拓展之中，國內外都是如此。百余年來，學科設置越來越多，專業(yè)劃分越來越細，這自有其合理性，便于研究者對不同領域、不同行業(yè)、不同層面的局部性問題展開更為精細、更為深入的研究。但過細的學科劃分，切斷了不同學科、專業(yè)之間的整體聯系，打破了世界的整體性，致使專家學者隔行如隔山，失去了重建整體性研究的能力，不能在整體的聯系中發(fā)現規(guī)律、解決問題。 　　反觀百年河大文史兼通、古今不隔的學術理念，卻是貫通學科邊界的重要思路。它以問題意識為主體，以邊界的潛意識甚至無意識為依托，摒棄人為的學科邊界、自制的學科壁壘，避免在遼闊的學術天空面前“坐井觀天”。因此，為傳承百年人文會通的學術傳統，打破近代以來文史哲分科的學科局限，尤其是在“新文科”的時代背景下，2017年，河南大學成立人文社科高等研究院，積極探索人文社會科學的會通之路。 　　一方面，高研院重拾馮友蘭先生的研究院、編輯部合而為一的治學思路，創(chuàng)辦《人文》集刊。集刊倡導博古通今的真學問，培育明體達用的新文風。在治學方法上不求一律，既不菲薄考據，也不憚乎義理，而是考據和義理并重、文史哲融通。所謂自創(chuàng)新解，必當言之有據而不嘩眾取寵，以此展示中國人文學界的原生思想、原創(chuàng)理論與原創(chuàng)觀點。 　　另一方面，以人文語義學探索學科交叉之路。學科融合的核心是人與人之間的交流互動、思想與思想的碰撞融通，思想交流、文化溝通、文明對話都需要以通用概念與關鍵詞為基礎。為此，河南大學人文社科高等研究院嘗試構建以人文語義學為核心的交叉學科，以人文學科領域內的通用關鍵詞、核心概念、重要術語為研究對象，通過闡釋同一學科內核心概念的演生、不同學科間共有概念的內涵關聯、中外概念互動中的轉義，探討語義創(chuàng)生與思想啟蒙、文明對話、社會轉型、文化變遷之間的互動關系，推動中華優(yōu)秀文化的傳承、中外文明之間的對話以及中國學術話語體系建構。 　　文科尤其是人文學科的守成與傳承遠比超越或曰創(chuàng)新難得多�；仨�過去，審視馮友蘭、嵇文甫、趙紀彬、范文瀾、董作賓、任訪秋等一代名家的河大歷程，盡管不乏“春華”與“秋實”的底氣，但我們更難以忘記其中的“篳路”與“藍縷”。借用《歷史的天空》那句歌詞便是：“歲月啊，你帶不走那一串串熟悉的姓名！”揆諸當下，我們渴望從平臺、學科、期刊三方面，打通文史分科后的現代文科壁壘，推動學科交叉。瞻望未來，我們期待重塑河大文史兼治、古今不隔的學術傳統，實現跨學科、跨語境、跨語言、跨文化的古今貫通、中西貫通，讓河南大學110年來的人文傳統“薪盡火傳，不知其盡”。 　　作者：河南大學黨委副書記、歷史文化學院教授、人文社科高等研究院院長張寶明 　關于河南大學更多的相關文章請點擊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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